黃肇松：
兩岸新聞交流十五年，台灣的媒體記者到大陸去採訪，是從民國七十八年開放探親之後就去了，人數一年比一年多。不過在1991年之前是單向的，只有台灣記者到大陸採訪，大陸記者是不能來的。但是1991年的8月，發生了閩獅漁號事件，大陸的紅十字會的副秘書長曲折，到台灣來解決這個問題。當時中國時報受託，邀請中新社的記者郭偉鋒先生，還有新華社的記者范麗青小姐到台灣來採訪這個事件。從這個時候開始才有大陸記者到台灣來，兩岸的記者採訪才雙向化。
兩岸新聞交流15年來，總不免受到政治、經濟、社會，尤其是政治事件的影響。如果沒有新聞交流扮演著一個「觸媒?跟「橋樑」的角色，其他的交流，會更困難。所以我認為兩岸新聞交流，就是有關於新聞記者相互採訪的15年，過程相當艱辛，但是如果沒有這種艱辛，其他的兩岸關係，還會更困難。對於兩岸新聞交流15年來，我是持著一個比較正面的，也比較積極的看法。

主持人：
請教一下王毓莉教授，從一個新聞工作者或者是新聞學者的角度來出發，您怎麼看待新聞交流在兩岸之間的互動當中扮演的角色？而這個角色扮演，它對於雙方的官員和民眾會產生哪些影響，就是說一般的官員和民眾對兩岸關係理解，非常重要的獲得是從新聞資訊而來。新聞資訊的交流在兩岸的互動當中，我們究竟應該怎麼給它一個適切的定位呢？

王毓莉：
我想接續剛剛黃總經理所談，有關「觸媒」這個新聞媒體扮演的角色。過去中國大陸在看待"新聞"時，基本上是把它當成宣傳的概念。但大陸的傳媒在1978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他也面臨到產業本身的改革。新聞交流受到政治的影響很大，所以他其實也觸動著兩岸關係。因此我們會發現，當兩岸關係不太好的時候，新聞交流也就被停止了。但新聞交流本身，還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他其實是觸動著經濟、文化甚至是藝術的交流，這些其實都在兩岸新聞交流版面上不斷的出現。我基本上也是非常肯定兩岸新聞交流的重要性。

主持人：
那我們再請教一下黃總經理，這15年來，你本身一直都在新聞線上來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或者說是參與者。想請問你，這15年來的兩岸新聞資訊交流，究竟歷經了哪幾個重要的階段，有什麼重要的轉折？

黃肇松：
以我個人粗淺的觀察，當時的新聞交流是標誌著當時的兩岸關係是在平穩的狀態之下前進，所以「春江水暖鴨先知」。但到了1994年，因為「千島湖事件」的發生，以及其後李登輝先生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這一連串的政治事件，兩岸關係起伏不定，因此新聞交流受到影響。不過，新聞交流一經打開就停不了，因為兩岸人民都有資訊上的需求。台灣方面沒什麼問題，因為我們的記者還是照樣的去，但是大陸的記者就斷斷續續的。從1994年千島湖事件到2000年，這階段還是有專題採訪。接著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的11月，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來台灣駐點採訪，到了2003又增加了中新社，所以有五個機構在台灣從事採訪。
當然，台灣記者在可以自由發揮的情況下從事新聞採訪，大陸記者比較負擔著他的媒體角色跟功能。不過無論如何，兩岸的記者的互訪，是提供了兩岸人民資訊上的需求。我們可以批評大陸的記者比較有意識型態，但是就我15年的長期觀察，他也並沒有刻意的要挑起兩岸關係的緊張。可能他們的報導不盡如我們的意，但是說他要刻意挑起政治上的仇視或者緊張，只是說專業上，我們會對他們有更多的期待。這15年來，無論哪個階段的變化，新聞交流是瑕不掩瑜，應該是替兩岸交流，甚至是輻射到其他領域的交流，都發揮了蠻大的作用。

主持人：
再請教一下王毓莉教授。就妳長期的觀察，你怎麼看待台灣媒體在處理兩岸和大陸的新聞，相較於大陸的媒體在處理台灣的新聞上，各自有什麼樣的特色跟著重點。其次，如果從您自己長期研究的角度上，如果雙方認為新聞交流的資訊是提供兩岸人民一個認知的媒介，或者說是兩岸政府在做政策時很重要的依據跟考量，那麼雙方在報導中有沒有什麼地方是可以作加強，讓雙方人民正確彼此相互的認知，讓雙方官員在做決策的時候，可以更加的貼近民意，更加的務實，發揮互利互惠的效果。

王毓莉：
我想其實針對兩岸駐點記者的概念來看，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對照面。在台灣的記者駐點中國大陸，其實對於大陸這麼大的土地各地方的風土民情，讀者的心態其實是有比較大的窺探性，也因此當台灣的記者過去會比較側重那樣的報導。逐漸的去駐點的記者越來越多，包含台灣人民去大陸旅遊，我們會發現說整個報導的主軸有比較慢慢偏向政治跟經濟這塊。比如說像台商投資等產業面的報導，或者是兩岸關係政治面的報導比較多。
我曾經做過大陸在台駐點記者的新聞的內容分析，發現到他們蠻善用一些事實面向的陳述來塑造負面的形象。可能今天花蓮發生了五口命案，台灣各大的新聞網可能會追著報導。但大陸方面刻意選擇這樣的題材來報導的時候，我們會認為還有很多、很好、很正面的事實，可是你為什麼要選擇這一項。換言之，我們會發現他們報導的題材，比如說台灣的經濟衰退，可能我們是啞口無言，可能確實在那段時間台灣經濟是衰退的，所以他是用事實陳述來塑造負面形象。這些細節的部份，除了黃總經理剛提到組織賦予的任務之外，我們不要忘記他領的還是中國大陸媒體給他的薪水。就傳媒組織編輯部的社會化而言，記者會給自己覺得兩岸未來的統一是他今天來這裡很大的目的，也因此很有可能在使命感上特別的重。基於這樣的情況，我覺得與其我們要防止他去報導負面的新聞，不如我們給他更開放的空間。

主持人：
再請問一下黃總經理，你自己本身在中國時報擔任總編輯的時間，對於兩岸關係特別是新聞素材的篩選跟取得也扮演一個非常嚴謹重要的角色。一般民眾或是新聞工作者，要如何兼顧多元客觀，讓民眾與官員比較正確的理解全面的兩岸關係。以您這樣一個長期從事新聞工作者，您認為在取材上應該遵循哪些基本的原理和精神，會比較有助於雙方正常的理解，兩岸關係邁向正常化的發展呢？

黃肇松：
首先，兩岸的體制有蠻大的差別，但是透過新聞的報導來促進彼此的了解，其實沒有太多的原則，只有儘可能的接近事實，報導事實，盡可能要取得第一手資料，迫不得已，才用二手傳播。我們也希望大陸媒體，就像剛剛王教授講的，用一種比較開放的態度，歡迎他們多來多看，只有通過這樣的一手報導，眼見為信的報導方式，才有可能促進兩岸的溝通跟真正的理解。
借這個機會，我也展望未來兩岸新聞交流該怎麼走，我想，我個人認為應該在更健全的媒體環境，更具有互信的基礎上，扮演好觸媒跟橋樑的角色。所以我對於大陸跟台灣的記者，以及雙邊的政府，都各有幾點建議：
對大陸記者，首先期望，新聞報導貴在事實，在政治上我們常講以大事小、以小事大，這樣的論調不應該影響新聞作業。大陸記者認知到大陸在人口、土地、軍事、科技，尤其是太空科技都處於絕對優勢的地位，大陸的記者，採訪時是不是多一些體會台灣相對弱小，擔心被打壓的處境。
第二點，新聞交流的目的，是在促進了解。報導的重點是不是多一些對民眾的關懷，多一些民生面的新聞，這種資訊在大陸來說是有高度需要的。
而對台灣記者我建議，除了報導北京重要的政策之外，是不是可以多報導基層民眾的看法跟想法。大陸跟台灣不同的特殊面、差異性。如果一味的用台灣的眼光來看大陸，也是不切實際的，要求同存異。
此外，在大陸採訪的台灣記者，有關台灣民眾福祉的重大問題，包括觀光、貿易、直航還有學歷認證等等，我建議要持續的報導，深入的探討。

主持人：
那請教一下王教授，從長期研究中，隨著科技的發達，新聞傳播媒體越來越多元化，究竟還有哪些方面需要再進一步的落實深化，才能讓兩岸新聞交流更加發揮它正面的意義呢？

王毓莉：
承續剛剛肇公的建議，我認為說，大陸駐台的記者都是官方的媒體，實際上來的記者不得不基於自己的職責，而不會報導一些我們希望他們報導的主題，所以我比較建議是全面開放；我想他們有很多地方媒體，來到台灣之後，他們有很大的機會去報導他們要的題材。至於說我們期望這些記者怎麼樣理解台灣，我寧可用公關的方式去取代管制。我們嘗試用各種方法導引他，讓他理解整個台灣多元的民意是什麼，而不是說禁止他報導某一些事情，基本上政府未來是可以把這個規定全部鬆開來的。